潮新闻客户端 评论员 陈江
图据大皖新闻
近日，山西一位农民工大叔写的《我的母亲》火了，播放量破亿，短短两天收获700多万点赞，网友直呼此文媲美朱自清的《背影》，强烈建议入选中小学生教科书。与此同时，河南农民工刘诗利在北京图书大厦参加作家陈行甲新书分享会走红，随后更在《人民日报》撰文，说读书就是“把自己弄得好一点”。两位工地劳动者，用朴实的文字击穿了网络世界的喧嚣，直抵人心深处。
或许农民工安大叔在稿纸上写下“坟头上的草青了又黄，黄了又青，就像我对母亲的念想一样”时，他未曾想到这些沾着泥土的文字会掀起催泪风暴。同样，刘诗利从工地骑行两小时到书店时，也只是觉得“每次翻开书，都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”。这些未被修辞美化过的情感，恰似未经雕琢的玉石，以粗粝棱角撞开了现代人情感共鸣的阀门。
长久以来，细腻情感的表达仿佛成了读书人的专利，体力劳动者总被贴上“粗糙”“不善表达”的标签，貌似握惯工具的手写不出温柔词句，扛起钢筋水泥的肩膀容不下柔软的牵挂。可《我的母亲》里，仅用“天不亮就起，摸着黑才歇”“等我们都吃完了，她才瞅瞅锅里，剩下了就扒拉两口”等细节白描，勾勒出千万人心中母亲的形象，以泥土般的质朴，戳中了人心最柔软的地方。
展开剩余51%从传播学视角看，这两个故事的“后劲很足”，实际上蕴藏着大众对真实内容的深度饥渴。当下，算法织就的信息茧房、网红表演的疲劳轰炸，连高考作文也陷入“开头排比段、结尾升华句”的套路里。而安大爷和刘诗利的文字，都没有名人名言加持，没有华丽辞藻堆砌，只有被生活反复打磨的真情实感。这恰恰说明：表演式的社交看多了，人们本能地向往那些未被流量异化的精神微光。
更深远的价值在于，这些故事照亮了文化传播中被遮蔽的通道：有人把知识当学历竞赛的筹码，刘诗利却拿字典当闲书，为学电工技术啃专业书；有人觉得写作靠天赋，安大叔偏用行动证明，表达权属于每个认真生活的人。他们的实践昭示着朴素道理：表达不需要资格认证，田间地头与城市书店，都能成为精神生长的沃土。
其实安大叔、刘诗利不是孤例。他们身后正崛起一个名为“新大众文艺”的群体：外卖员王计兵在《赶时间的人》中捕捉奔波剪影；保洁工王柳云于三平米管道间涂抹油彩；菜贩陈慧守着摊位写出市井长卷……这些创作如野花绽放在时代的田野，劳动者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从未缺席，只是多数时候在聚光灯外默然生长。刘诗利火了之后说过一句实在话：“能引起共鸣是因为大家都是一边干活一边提升自己。”公众的心灵被灼热，既是他们个人的致敬，也是对整个劳动者群体精神图景的集体致意。
“读书，把自己弄得好一点”，刘诗利用最朴素的方言道破求知的真谛。安大叔、刘诗利们的故事之所以动人，不在于“农民工读书写作”的猎奇性，而在于他们以存在本身宣告：文化不是精致的殿堂，而是所有人共建的田野。在这片田野里，每一株带着露水的稻穗，都有资格向着阳光生长。扛水泥的肩膀可以托举文学的月光，生茧的手掌也终将书写属于亿万劳动者的《人间喜剧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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